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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0-04 18:43   来源:未知   

  护民图库上最早最清晰,清代慈善活动比较发达,大量慈善机构纷纷设立,它们所开展的救助活动涵盖了慈幼、养老、恤嫠(lí,恤嫠意为救助寡妇)、助葬和疾病救助等。这些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官方为主导的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另一类则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地方综合性善堂、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这些慈善机构的设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官方为主导的慈善机构中,养济院完全由政府办理。养济院最早出现在南宋,制度化于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诏“各路立养济院一所”。明代则将养济院推广到州县一级。清承明制,随着清政府对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养济院制度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养济院要求受救济者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私人财产并处于家庭赡养之外。这个群体处于社会底层,失去了生存能力,最需要外来帮助,在政府实施的有限救助活动中,得到优先考虑。养济院都有定额,按省确立,各省名额从数百到数千不等。各省再将名额分配给所属州县,基本上每州县设立一所养济院。可以说,清代的养济院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这场战争也使李鸿章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但他反省原因时却归结于“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如果把甲午战败之责完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固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是,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战前,他一相情愿地依赖列强“调解”,疏于防范;战争中,他固守消极防御、“保船避战”的方针,给战败埋下祸根。

  在1894年7月中旬以前,清政府派驻朝鲜的兵力共有2400余名,由叶志超、聂士成统率,屯驻牙山。日本派出由大岛义昌率领的第五师团混成旅四千余人开进朝鲜,兵力优于中国。从7月21日开始,李鸿章在光绪帝的压力下迅速调集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等人率领的四路人马入朝,部署在平壤一带,中国的兵力增加到13000人,军事对峙形势对中国稍稍有利。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面对护送兵员、饷械的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重创我“广乙”、“济远”两舰,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毁,殉难官兵七百多人。同日,日本大岛义昌率陆军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日战争由此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这场战争也使李鸿章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但他反省原因时却归结于“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如果把甲午战败之责完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固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是,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战前,他一相情愿地依赖列强“调解”,疏于防范;战争中,他固守消极防御、“保船避战”的方针,给战败埋下祸根。

  在1894年7月中旬以前,清政府派驻朝鲜的兵力共有2400余名,由叶志超、聂士成统率,屯驻牙山。日本派出由大岛义昌率领的第五师团混成旅四千余人开进朝鲜,兵力优于中国。从7月21日开始,李鸿章在光绪帝的压力下迅速调集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等人率领的四路人马入朝,部署在平壤一带,中国的兵力增加到13000人,军事对峙形势对中国稍稍有利。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面对护送兵员、饷械的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重创我“广乙”、“济远”两舰,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毁,殉难官兵七百多人。同日,日本大岛义昌率陆军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日战争由此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

  面向海洋,是近代世界强国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也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历史上曾列世界之首。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受到人为的阻碍;加上明、清两代推行“海禁”,使闭关自守、重陆轻海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迟迟未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才开始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

  鸦片战争(1840-1842)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魏源则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jí,赶快)焉求富强,中国将

  企业“垄断”自古有之。秦始皇时的朱砂专卖,可称是古代最早的全国性垄断。此后,汉代的盐铁专营、唐代的榷酒、宋代的榷茶,皆可视为垄断。古今“垄断”含义不尽相同,而清末的企业垄断较古代的垄断弊端更多,危害更大。

  清末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垄断企业。其时,垄断被称为专利。中国的第一家织布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立之始,即被授予十年专利,“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专利并不限于通商口岸,实是全国性的垄断。其他官办企业也都享有各种特权,如开平矿务局,“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滦州矿务局“矿界四至较定章三十方里特为宽展(达三百三十方里),他矿不得援以为例”;对于轮船招商局,李鸿章规定“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不许“独树一帜”。

  清末企业垄断的结果是限制了华商,却未能限制洋商,如开平煤矿终落英商之手,“以滦收开”的企图成为泡影,最后滦州煤矿反被开平煤矿吞并。再如:轮船招商局虽然收买了美商旗昌轮运公司,却对英商太古公司无可奈何,始终未能从外商手中夺回中国航运业的主要控制权。

  重农是清代的传统政策。清代前期,雍正皇帝曾经设立农官,奖励务农有成的老农,并从江南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农到北方传授农业技术;乾隆皇帝曾在北方推行两年三熟制,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了晚清,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农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户部则例内载:“民间农桑,责在有司。劝课果著成绩,三年后准予议叙。不实心者,以溺职论。”有些地方大吏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如贵州巡抚贺长龄于道光十七年(1837)即督同藩司庆禄、粮储道任树森刊发《蚕桑编》、《木棉谱》,通颁各属,教民栽种。十八年(1838)春间,先于省城附近隙地试种桑秧数万株,长至二三尺时听民移种;又于湖北、河南两省购回棉籽二万六千一百余斤分给各属,并委员携赴各乡,趁查毁罂粟之便教民改种。至道光二十年(1840),桑树已成活十三万余株。木棉开花结实,与楚豫等省无异,打破了贵州不宜种桑棉的说法。棉纺织在贵州也有所推广。婺川县知县陈文衡捐廉设局并购木棉五千斤,先教以纺,次教以织,能纺者已有七百多人,能织者亦有九十余人。局中已织成布九百四十余匹。织成之布价贱而易售,省中纺织者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亦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阅读了他祖父康熙皇帝的《圣祖仁皇帝实录》,看到上面记载康熙四十九年(1710)全国“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他随即查阅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各省奏报的民数,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发现在82年间,全国“民数”居然增加了“十五倍有奇”。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了82年,确实是一个“人口奇迹”,甚至是“人口爆炸”。乾隆皇帝为之震惊,为此忧心忡忡,担忧人口增长了十五倍还多,“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储藏已经不能如以前那样充裕,而且随着人口的日益繁多,房屋侵占耕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会严重影响到国计民生。

  乾隆皇帝实际上是误读了《实录》的人口统计。《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是岁(康熙四十九年)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三千五百二十四。”这个统计对象本是“人丁、户、口”三项,而不是“民数”。而这涉及到清朝人口统计制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按照清朝的制度:“人丁”指的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传统年龄,含十六岁和六十岁)且无残疾的男子,这部分人要承担以白银计量的“丁税”(人头税);而“户”是指承担人头税的“边

  清代,经济开发地域较前代扩大、类型增多、强度加剧,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迁远超前代,变迁状况与程度更加明显并日渐强烈。生态环境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止于当时,有些甚至及于现代。因此,对清代生态环境演变趋向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不仅是我国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对清代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区域史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当代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也可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与借鉴。

  清代因处于我国五千年气候变化历程之明清干冷期,又称“明清小冰期”(全新世以来四大寒冷期中最为干冷的一个时期)中,其间又有几次小幅度的冷暖干湿变化(年平均气温变化幅度在0.5℃-1.0℃间),特别是清初之17世纪后半叶与清后期19世纪后半叶两段;因又处于明清寒冷期之变冷时期,所以异常气象频发,特大冰雪现象出现较多,常造成寒冻灾害。如顺治十年(1653),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封冻。顺治十二年(1655),北京冬季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康熙九年(1670),东部沿海大雪20日,平地冰厚数寸,海水拥冰至岸,远望之十数里若冰堤。

  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驻外公使和外交官。第一位是1875年任命、1877年正式到伦敦上任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以后又派出了驻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等国的公使。1885年,有一位御史谢祖源上奏,批评以往出使人员大多非科举正途出身,素质较差,对外国调查研究也不够,建议选拔一批文化修养较高的中央各部官员出国游历,可为国家培养外交和洋务人才。此奏得到皇帝重视,命总理衙门议奏和实施。由此引出了1887年清政府派遣一批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周游世界之举。在蒲安臣使团出洋二十年之后,这批晚清官员的集体出洋,又跨出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新的一步,至少打破了好几项历史记录。

  首先,这次出使的全部是中国官员,清政府破天荒地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出国的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这次考试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举考试,考试由总理衙门主持,在同文馆举行。考试内容不考四书五经和八股诗文,而只作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方面的策论。考试于1887年6月12—13日举行,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监考、阅卷。吏、户、礼、刑、兵、工六部共保送了76名官员,实际应考者54人,经笔试初步录取28人。第一名是兵

  1861年,经受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击的清朝,不仅进一步领略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被迫扩大了对外开放的程度,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挽救王朝的统治和增强自卫的力量,开始了以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设立新式军队和创办新式企业为主要举措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关键在“洋务”,所谓“洋务”,其本意是办理对外的事务。对外事务历朝历代均有之,但在鸦片战争之前称之为“夷务”。“夷务”一词,就其办理对外事务的涵义而言,本与“洋务”无甚差异,关键在一“夷”字。中国古代史上专指居住中原以东的族群,称之为“东夷”、“夷人”,泛指华夏而外的四方他族,称之为“四夷”、“夷族”,都属于蔑视、贬义的贱称,含有尚未受到文明教化的意思。到明朝时,开始有欧洲人远渡重洋而来,“夷”的范围也就扩大到这些来自远洋的异邦之人,统称之为“海夷”、“外夷”、“番夷”、“蛮夷”、“夷人”,并以其不同的发色或肤色加以不同的称谓,如将红发赤须的荷兰人称为“红毛夷”,将白色人种的英国人称为“白夷”;也有以其不同职业而加以不同称谓者,如将商人称为“夷商”,将官员称为“夷目”,或客气一点的亦有“夷官”之称;还将其